应城自清·康熙以来，先后有五部旧志面世。依序为：清·康熙八年知县樊司铎主修一部，世称《樊志》；雍正四年知县李可寀主纂一部，世称《李志》；嘉庆二十五年知县奚大壮重辑一部，世称《奚志稿》；咸丰元年应城名士吕庭栩、熊汝弼补纂一部，世称《吕志稿》；光绪八年知县罗缃重修一部，即现整理、校注的这部《光绪应城志》。
清代二百六十多年，应城官绅学人编修了五部县志，且一脉相承，踵事增华，实属不易。康熙初，因长期战乱，应城“旧志沦亡”，“图书片纸无遗”。当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地方史志时，仅找到一部“残帙”郡志。地方官“日切切于怀”，于是“搜之四方碑记，里巷野老”，“搜罗谱集，旁及金石碑版之文”，有饱学之士甚至到乡下坊间采访，钩沉拾遗，得以从初始记载史事不过十之四五到光绪朝，征文考献，大雅名彰，成就了一部从春秋蒲骚至晚清名邑，洋洋大观的应城县志。仰赖经济和文明的深厚积淀，千百年来，应城地域文化不因历史尘封而失色，不因时代变迁而黯然，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财富。应城旧志，“上关国是，下系民膜”。历史沿革清晰，建置职官了然。其间，赋税、户口、风俗、礼仪、廨宇、学舍、水利、津梁、寺庙、驿亭、人物、科名、孝行、贞操，均力求前得以信乎后，后足以景乎前。尤其自唐宋以降，邑域重大历史事变、桑梓重要人文精英，农耕世俗艰难维系，城市堡寨惨淡支撑，均典载史书，是一部应城一千五百多年文明历史的诗意吟咏，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很强的可读性。
五部应城旧志中，《光绪应城志》条目设置最多，体例更为工整完备。主修人罗缃，字云五，四川华阳人，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任应城知县。次年即延聘本县举人，致仕归田的名士王承禧编纂县志。在那个风雨飘摇，大厦将倾的年月，不一年即完稿付梓，一部含卷首共十五卷的上乘方志刊行国内。为苴补前志“艺文卒鲜”之憾，编者广罗文苑精华，撷存大家名作，使本地优秀文化得以传承。且文字如历史本身一样朴素，情节、诗意、感叹、彻悟无不镌刻历史的沧桑。志中所录序、记、文牍和故往实事，遍涉经史子集、名家经典，有画龙点睛之妙，无附庸风雅之嫌，足见应城学人精深的学养和严谨的学风，值得后学效发光大。
然而，星移斗转，岁月沧桑。旧刻应城县志在应城已杳无踪迹，就连75年前重印的光绪志也难觅一部完整版本。所有关心应城历史文化的人士，每念及此，皆唏嘘喟叹。时逢湖北省政府办公厅行文，安排开展历代旧方志搜集整理工作，应城市政府于2009年8月成立《光绪应城志》校注整理工作委员会，组成精干、高效的工作专班，着手《光绪应城志》的校注整理工作。
校注整理旧志是一项抢救性保护和利用本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工程，对于传承历史、服务现实、昭示未来，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。也是繁荣应城市文史研究，推进基础性历史文化建设，鉴史资政、继往开来的一件大事。参与整理校注工作的各方面人士，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严谨的治学精神，本着忠于原著、不损历史刻痕，不漏往古印记的原则，力求断句准确、校定得体、注释明晰、编排规正，付出了值得后人赞扬的心血和艰辛。
《光绪应城志》能在成书130年后重新整理出版，既得于贯彻科学发展观，我市经济繁荣，社会进步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大势所趋，也顺应文化兴盛，学风清淳，全市人民群众综合素质提高，精神面貌焕然的众望所归，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实事、好事，也是一件有不尽潜力的大事。在众多文化名人眼中，历史上的应城，战争时期是必争之地；和平时期是首善之区；农耕商贸居众邑魁首；兴学课业为一方矜式。校注《光绪应城志》，可以让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比较便捷地一窥昔年应城的无限风采。愿新版《光绪应城志》洗尽沧桑风尘，融入现代潮流，以其内在的思辨和精华，为故园的建设和发展带来裨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