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8年11月24日夜。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。一间破草屋里。18个衣衫褴褛、面呈菜色的农民,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,面对一张契约,一个个神情紧张地按下血红的指印,并人人发誓:宁愿坐牢杀头,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。
1978年以前,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国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,“大锅饭”的弊端毕现无疑,农业效率的低下到了让农民无法生存的地步。小岗,如同全国千千万万个村落一样,只是寂寞蛰伏于凤阳县的一个小村庄,按生产队的统一步调劳作于田亩,幻想着丰衣足食。不同的是小岗村是远近闻名的“三靠村”——“吃粮靠返销、用钱靠救济、生产靠贷款”,每年秋收后,几乎家家户户敲着“著名”的凤阳花鼓外出讨饭。1978年的安徽,从春季就出现了旱情,全省夏粮大减产。小岗村的农民走投无路,18条汉子签下“投名状”。这份后来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包干契约,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“第一枪”。出人意料的是这“第一枪”竟十分地响亮:第二年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,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,还了贷款。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希望,在他强力主持下,小岗村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。此后,以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命名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国,给中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1980年9月30日。北京。靠近华侨大厦和中国美术馆附近的翠花胡同被挤得水泄不通。一家个人开办的名叫“悦宾饭馆”的饭店吸引了无数围观者,有抱着小孩儿来看热闹的,有排队争着尝鲜的;有中国人,还有外国人。一天下来,女老板刘桂仙数着面额不一的纸币、硬币:38元。这差不多是当时一个高级工人的月收入。之后,她这里“外宾”不断,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在一篇报道里称: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,美味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……“悦宾饭馆”如同早春的嫩芽,从坚硬的胡同里冒了出来,成为改革开放后北京第一家“个体餐馆”。如同小岗村18位农民战战兢兢按下红手印,刘桂仙开餐馆前同样忐忑不安,她的老伴郭培基曾说,“没有改革开放,谁要提出这件事来,‘文化大革命’得给批判了,弄不好就是反革命。”
任何的先行先试都考验着试水者的勇气,而勇气更多的是来源于政治空气中有益的负氧离子。改革给国人释放了巨大的可能,开放给外企带来了巨大的机遇。
1978年,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;1979年,可口可乐重返中国;1979年,IBM在与中国中断联系近30年后,再次来到中国;1980年,丰田汽车公司在北京设立代表处,开始进入中国市场;1987年,肯德基在北京前门开第一个门店……几年之后,这些试水中国开放政策的企业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。
发祥于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四川等地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,翠花胡同的悦宾饭馆,两天半建起一层楼的“深圳速度”,蛇口工业区“时间就是金钱、效率就是生命”的口号……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起步、乡镇企业异军突起、“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”载入宪法、设立经济特区、对外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……从农村到城市,从集体到个人,从个案到全局,改革大潮风起云涌,涌动着生产力的释放,释放着强国富民的愿景。
“原大则饶,原小则鲜。上则富国,下则富家。” 改革开放,便是强国富民的不竭源泉—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