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知  日

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成功，清帝逊位，天下易帜，260多年的满清统治、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，至此结束。由于毗连武汉的地理条件，加之自身的政治、经济、思想、文化等历史原因，应城为辛亥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参加同盟会、日知会、共进会、文学社等革命团体的仁人志士数以千计；参加武昌起义，先后为共和捐躯的革命先烈也在百人以上。

这里简述几位先烈，谨以纪念和告慰为推翻帝制、建立共和而甘洒一腔热血的革命志士，并激励后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。

黄元吉

黄元吉，字建宇，应城陈家河人。清·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戊子生。少年时的黄元吉机灵聪明，胆略过人。长大后，到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。入伍不久，考入湖北讲武堂，先后参加了进步组织武德自治社、群治学社和共进会，从事革命活动，并与曾省三等一起，创建进步组织自新文学社。

1910年4月，湖南发生抢米风潮，官府派兵镇压，长沙全市罢工。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给湖北革命党人黄申芗的书信约定，湖北、湖南同时起义。黄申芗收信后，立即与自己信得过的黄元吉、查光佛、吴王佐、汤行健、丁仁杰、江炳灵等人密谋，打算成立临时军政部，以便起义时统一调度指挥。后因长沙的抢米风潮已经平息，焦达峰被迫停止了攻打长沙的行动。武昌新军准备起义的消息也传播开来，清政府大肆逮捕革命同志，湖北的起义也被迫取消。黄申芗、汤行健等人逃到上海教堂避难。黄元吉因为身分尚未暴露，仍然留在军中伺机行动。

湖北新军中有两大革命团体——共进会和文学社，分别积极在军队中发展组织。两团体的领导人常以人数众多而自炫，甚至彼此歧视，给革命运动带来诸多不便。黄元吉、陈孝芬、刘复基等看到此现象，认为两组织虽分属两派，实为一体，政治目的一致，如合则力量聚而大，分则力量散而小。于是他们积极奔走于两派之间，使得两团体同意推举代表，相互协商。1911年5月11日，在武昌分水岭七号孙武住处开会，协商未获结果。会后，黄元吉等人在两组织间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，讲明比力量、争权力不利于协商、不利于革命的道理。1911年6月，在黄元吉等人的极力撮合下，于武昌长湖堤龚霞初家中举行第二次协商会议达成“万不可互争党员”的协议。1911年9月14日，在武昌雄楚楼十号刘公家召开第三次联合会议，实现了文学社、共进会的联合。决定以蒋翊武为总指挥，管军令；孙武为军务部长，管军政；刘公为总理，管民事。两团体的联合，为武昌首义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1911年10月9日，黄元吉、邓炳三、杨玉如、马骥云等二十余人，密议当晚9时起义，决定以坛角工程队举火为号，以营中原有白三角巾捆左手为暗记。随后，黄元吉偕马骥云等渡江到武昌斗级营分手，黄直趋小朝街82号，与蒋翊武、刘复基、彭楚藩、蔡大辅、徐达明、王华国等会晤，然后到千家街杨洪胜处告以秘密；再找到测绘学堂方兴、第三十一标赵又云、陈献斌等，叮嘱他们准备好一切。不料，清湖广总督瑞澂飞调巡防营、警察队、消防营、守卫队、巡警教练队，分布各街巷，以10人为一班，尽力巡查，异常严密。这一夜不仅没有集合的机会，各革命机关也同时被破坏，彭楚藩、刘基复、杨洪胜三同志被捕就义。坛角工程队虽然点了火，却没有人响应。

10月1 0日，黄元吉从后山到胭脂巷附近，遇到胡祖舜，相互之间不敢说话，胡见黄的神情后，尾随黄到一偏僻处。经商议，黄元吉到第三十一标一营通知赵又云及各同志，并嘱咐赵通知测绘学堂方兴等，然后黄出城到南湖与陈子龙等接洽，告诉陈当天下午吹下操号时发动起义。当时盛传孙中山派了几千革命党人到武汉，枪支、子弹、炸弹很多，瑞澂听后非常害怕，下令全城戒严，命令各军营士兵不准相互走动，不准接待家人。原定当天吹下操号时起义，但因当日各种号都没吹，只好改为第三十一标举火为起义暗号。商议妥后，黄元吉四处通知革命同志，让他们为起义作好准备。

晚上8点多钟，工程营督队官阮荣发被熊秉坤击毙，各标营听到枪声都纷纷响应，一时武昌城内枪声大作。黄元吉带队响应，率赵又云、陈献斌、江光国、程英侯、刘少廷等200余人攻打楚望台。占领楚望台后，派马明熙等人出中和门迎接南湖炮队入城。黄元吉又同蔡济明、熊秉坤、吴醒汉及各位同志，集合第二十九标、工程营、第三十一标、第四十一标等部队进攻清督署；同时，命令炮兵到蛇山，向都署射击。因为天太黑，炮弹总不能命中，冲锋数次清督署仍攻不下来。见此情况，黄元吉就带领几名士兵将督署附近的六也茶馆点燃作为目标，督署才被攻占。瑞澂等人在辎重八营的掩护下，从督署后墙穿洞逃上军舰。不久，黄元吉带人到藩署，里面的人都逃光了。这时，天已大亮，黄元吉等人聚集在咨议局，胁迫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，把咨议局改为军政府，一面招汤化龙到军政府议事，以维持秩序，一面派兵守住藩库、官钱局、善后局、度支公所等处。午后一点左右，第三十标管带率200多旗兵向督署反扑，督署里的人纷纷逃跑，乱作一团，黄元吉指挥士兵奋起还击，打退敌人。下午，黄元吉随黎元洪到左旗，召集各标营的士兵训话。由于当时非常混乱，各城门都无人防守，黄元吉奉命布置了各标营的守城任务。晚上12点半得到张彪、张永汉等率领残兵2,000余人，由洪山向大东门攻击省城的情报，黄元吉同张廷辅带两个营的兵力，摸黑出大东门搜索前进，等到洪山附近，才知道是第三十标的百余名残余旗兵，听说起义军来了，立即一哄而散。10月14日，黄元吉等人再三劝说，晓以大义，使黎元洪等剪去辫子，表示与清廷势不两立。

10月15日，清廷派荫昌率二镇陆军及萨镇冰统领海军楚有、楚谦、楚豫、楚太、建安、建威等舰，由水陆两路夹击起义军，阳夏战争爆发。为了先发制人，起义军准备先进攻汉口刘家庙的清军，再向北进攻，阻止清军南下。10月16日，黎元洪在阅马场誓师，登台祭告天地，悬赏缉拿瑞澂、张彪等人。黄元吉奉命率领敢死队连夜渡江，拂晓开始攻打刘家庙的清军。10月17日，起义军向三道桥发起进攻。当日，荫昌的先头部队约一标人到达滠口附近，等待后续部队。下午2时许，清军攻势加强，起义军的阵地眼看就要丢失，黄元吉率敢死队拼命从敌右侧进攻，打退敌人，并与敌人在刘家庙、丹水池一带展开了拉锯战。10月18日，熊秉坤所在的一协、谢元恺所在的一标渡河增援，于下午1时许将刘家庙、丹水池完全占领，歼敌500余人，残敌向滠口溃逃。10月19日，起义军与清军在滠口、三道桥一带的七里河对攻。下午，起义军的炮弹击中清军运兵车头，同时，滠口一带的草房也被击起火，清军大乱。3时许，起义军攻过滠口及戴家山一带，清军向孝感溃退。黄元吉等人力主乘胜追击，或在滠口、戴家山一带设防，临时指挥官何锡蕃不听，且退兵到刘家庙、造纸厂一带。随后，何以生病为由不再担任临时指挥官。黎元洪不顾众人反对，委任张景良为临时总指挥。张景良原为张彪部下统带，心怀异图。张到任后，消极怠工，不发作战命令。而敌人却争分夺秒在滠口、戴家山一带布防，在三桥口架设机枪，尽力死守等待援兵。10月25日，黄元吉等奉命率敢死队占领滠口、戴家山一带，拂晓向三道桥搜索前进，第二标统带谢元恺率部向戴家山一带涉水前进，并同时向清军发起进攻。因为清军在三道桥口架设了机枪，所以，冲锋数次都攻不下来，双方在三道桥的七里河一带相峙。10月27日，冯国璋、段祺瑞率清庭援军分三路向起义军进攻，起义军因为临时总指挥张景良错误指挥，损失惨重，相继溃退到湛家矶、大智门一带。10月31日，汉口完全失守，冯国璋火烧汉口3日，烧毁数千民宅。虽然清军在战争中局势暂时占优，但清政府已完全失去了人心，人们争相支援起义军，各省纷纷宣布独立，加上袁世凯不断给清廷施压。不得已，清廷于1911年12月2日早上八点宣布停战，并派代表南下议和。

议和成功后，孙武个人权力欲望恶性膨胀，自认为在湖北革命军中资深且富于智谋，却没有得到重用，他鄙视旧日革命同志，并于1912年1月在上海召集一批失意军人如张振武、孙发绪、蓝天蔚、王正廷、朱瑞、石星川、夏占奎等组成民社，以黎元洪作为民社的后盾，并在武昌成立以“拥黎（元洪）反孙（中山）”为目的的民社分社，命令黄元吉把统领职务交给夏占奎，于是，黄与孙武产生了矛盾。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2月27日，黄申芗、向海潜等策动“倒孙事件”（即武昌二次革命），黄元吉、李基鸿等人积极参与。此前，孙武听到风声，已经避到汉口，后经调解，孙武发出退职宣言。

民国2年（1913年），北京稽勋局叙首义之功，黄元吉名列甲种。之后，民国4年“讨袁”及民国6年“护法”，黄都挺身而出。民国16年（1927年），革命转入低潮，他仍率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从事农运工作，为当局所忌，一度被捕入狱。民国27年，武汉失守，他深感难以自保，遂组织地方武装，参加抗日游击队。民国30年3月，黄当选为应城县抗日民主参议会议长和鄂豫边区参议员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国民党军队进驻湖区，黄为地方安全，力任调停。民国38年2月，被国民党军队枪杀。生前撰有《革命烈士传》、《祝炳奎传》、《吴王佐传》及《汤行健事略》等手稿。

尹奎元

尹奎元，应城人，小时候就有侠义心肠，长大后，投入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。因为他训练刻苦，进步神速，不久被提升为正目。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正月，加入共进社， 1911年春，又加入了文学社。同年9月14日，尹奎元以营代表的身分出席了文学社、共进会在武昌雄楚楼十号刘公家开的联合会议，参与了 “人事草案”与“起义计划”的讨论。

1911年10月10日晚，在尹奎元和其他革命同志的联络和鼓动下，他所在的部队全营整装以待。听到枪声后，他知道起义已经开始，就率领全营同志直奔楚望台，领取子弹，然后同其它部队一起攻打清督署。在紧急关头，炮八标入城并向都署开炮。尹奎元带一些人从保安门正街到望山门正街分路放火，为炮击明确目标。半小时后，督署周围烈焰照空，炮兵乘机猛击。尹奎元率部乘势向都署发起了猛攻，遇到敌人的疯狂抵抗，伤亡很大，战事进展不利。此时，张彪亲自督队反击，并不断喊话，威逼利诱革命军，企图消磨革命军的斗志。尹奎元组织敢死队，冒着枪林弹雨向保安门冲击，一直冲进辕门与敌人对射，成环形包围圈式前进，并不断在都署内放火，火烧到大堂，敌教练队非死即俘；敌巡防营也已溃散；敌骑兵第十一营两队，由革命代表召归建制；宪兵、警察都换上便衣逃走了，清廷湖北的最高统治机关——湖广总督督署，终于被革命军攻占，尹奎元也被推选为第十一标第三营管带。随后，清军南下，尹奎元率部拒守三道桥。由于当时的指挥官何锡蕃的错误指挥，在三道桥没设坚固防线。尹奎元虽身先士卒，奋不顾身的战斗，但三道桥仍被清军攻占。尹奎元带领民军拼命进攻，企图夺回三道桥，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，伤亡惨重。更坏的是，指挥官张景良暗中通敌，下令烧毁了刘家庙的弹药及其它辎重，引起前线民军恐慌，民军被迫退到大智门后，尹奎元率部死守待援。清军扫射前进时，尹奎元他们按兵不动，等清兵接近时才一起从掩体中冲出，与敌人白刃相接，清军虽然不断进攻，却始终没能前进一步，尹奎元也因为战功卓著而被提升为本标统带。汉口失陷后，尹奎元率部退守汉阳，抵抗清军，与清军相持20多天。12月，南北停战，议和成功，尹奎元率部移防仓子埠一带。

民国2年（1913年）3月，“宋案”发生，全国震惊，孙中山力主讨袁，各省纷纷响应。1913年7月，江西都督李烈均从上海秘密到达湖口，举兵起义，讨伐袁世凯。尹奎元奔赴湖口，参与讨袁，他被推选为指挥官，打击、袭扰敌人的后路。袁世凯调大军前往镇压，湖北的黎元洪也派一个师以上的兵力前往江西镇压讨袁军。江西讨袁军在敌人的围攻下，顽强苦战，终因势单力薄，湖口被敌军攻陷，尹奎元逃亡到上海暂避，随即加入了中华革命党。

民国4年（1915年），袁世凯称帝，尹奎元奉孙中山之命回到湖北串连军队，准备起义讨袁。他四处活动，说服故友及旧部与其一道反对帝制，起义讨袁；同时，他与祝炳奎等联络地方武装组织义军，在京山、应城一带打击袁军。不久，祝炳奎战死，尹奎元不胜悲愤，发誓与袁世凯势不两立，他变卖全部家产，秘密到汉口购买用于武装起义的枪支弹药，不幸被捕，英勇就义。

吴王佐

吴王佐（1890～1917），字玉箫，应城人。幼年熟读四书五经，少年时就胸怀大志，要为振兴国家而学习。但吴王佐生活的年代，是清朝统治最为腐败、最为黑暗的阶段，内忧外患，民不聊生，中国的有识之士为国家的前途而苦苦探索。年轻的吴王佐从县高小毕业后，就愤然投笔从戎，到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。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他加入了共进会。吴王佐力主起事响应湖南命党人借抢米风潮起义，起义因故没举行，而准备起义的消息却传了出去，他被捕入狱，经革命党人多方营救出狱，被迫离开了军营，来到汉口，联络进步同志，为革命聚集力量。

汉口设立自来水装置后，商民自行成立了一个组织，叫作“保安会”，起初只是一个单纯的救火组织。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以管理协调救火组织为由，将各保安会联合成立了 “汉口各团体联合会”，又以协助政府维持地方秩序为由，由商民出资购买毛瑟枪2,000支，子弹数万发。吴王佐来到汉口后当了保安会的军事教官，轮流到四官殿、武圣庙、沈家庙、堤街等处训练保安会员，既教会员军事技术，又按军队的纪律来约束会员，改分散居住为集中会内居住，保证经常有一排左右的武装力量随时可供调用，后在辛亥道义时起了很大作用。

1911年1月21日，汉口英租界巡捕无端打死人力车夫吴一狗，并拘捕在场的4位华人。第二天清晨，汉口人力车夫罢工，英领事调集水兵向华人开枪，打死7人，打伤14人。事件发生后，清政府偏袒洋人、镇压民众，激起了所有有良知中国人的愤怒。吴王佐四处演说，警告国民如不起来革命必将招致亡国。他引用《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》一文中的观点对民众说：“中国情势，事事皆现死机，处处皆成死境。膏肓之疾，已不可为，然欲上下醉梦，不知死期之将至……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，激烈之改革，唤醒四万万之沉梦，亡国奴之官衔，行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。……故大乱者，实今日救国之妙药也。呜呼！爱国之志士乎，救国之健儿乎，和平已无望矣，国危如是，男儿死耳，好自为之，勿令黄祖呼佞而已。”他四处奔波，日夜演讲，为武昌首义作了良好的宣传，可谓是“大江流日夜，鼓吹功不朽”。

1911年10月，湖北的革命党人和清廷军政当局都进入了“临战状态”。湖北军政当局召开军事会议决定：军队提前过中秋节，节日不放假，各营所存枪炮机纽拆卸，连同各种子弹一并缴送军械总局谨慎库存，所有标统以下，排长以上军官，一律驻营歇宿，不准擅离军营，由张彪提督不定时巡查点名，官长有不在营者撤差，咨部及各省永停差委；目兵不在营者，责革职严办，并罚其该管长官。在此严令下，军队中的许多人对革命者敬而远之。为了争取清军军官参加起义，吴王佐冒险潜入军中，向与自己私交很好的排长何少雄力陈清政府的腐败无能，政治黑暗，人民生活的痛苦，劝何为中国的前途，与清政府决裂，勇敢地起来革命，不要图一己之利，做清政府的殉葬品。10月10日晚，吴王佐随黄元吉等攻下清督署，光复武昌，吴王佐被任命为第三协参军官。在阳夏战争中，他带人防守青山，与清军在青山激战数十天，曾经两次带人夜袭汉口湛家矶的清军。

民国2年（1913年）3月，宋教仁谋杀案使孙中山猛然醒悟，他与黄兴一道准备武力讨伐袁世凯。派田桐持手书赴武汉联络首义同志，组成改进团，以“改进湖北军政，继续努力进行革命事业”。吴王佐积极参加改进团，联络在军队中担任职务的党人，争取他们掌握的武装力量，同时广泛邀约退伍和失意的闲散军人以及会党群众加入，一时风声很大，“旬日间拥众数万人”。1913年5月20日，改进团的重要成员容景芳在汉口如寿里请客被黎元洪的侦探破获，当场抓走旅、团长多人，黎元洪宣布紧急戒严，缉拿改进团首要分子。吴王佐被迫随田桐奔赴上海，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。不久又回湖北，继续从事反袁活动。

民国4年4月（1915年），孙中山委派蔡济民为湖北讨袁军司令长官，把湖北分为五个区，蔡安排人在湖北各地组织力量，进行反袁斗争。吴王佐和黄元吉等人积极到炮队和南湖马队进行游说，鼓动他们与其他地方同时起义，讨伐袁世凯。起义失败，吴王佐返回应城，与祝炳奎、尹奎元等自筹经费招兵买马，在京山、应城一带抵抗袁军。祝炳奎力战而死，吴王佐被迫又来到上海。同年底，田桐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军湖北总司令，带领军队来到湖北。吴王佐又在汉口华景街联络同志准备与田桐的军队相呼应，同时起义，但没有成功。

民国6年（1917年），广州成立护法政府，护法运动席卷全国。吴王佐在应城召集数百人响应，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，后转战天门、沔阳与汤行健的义军合兵一处，与敌军相持数十天，最后英勇战死。